征收农业税的消息传开，立刻在农村激起波浪，涉及自身利益时，每个农民都在议论这一话题。
在土改中利益受损的“富农”，嗓门最大，田间地头都是他们的抱怨声，试图让更多的人认同他们的观点。
农业税是不对的，九旅之前不收税，现在更不该收。
就算收税，两成起征点太高，农民兄弟们绝不能接受。
纷纷扰扰中，九旅并没有制止杂音，也没有立刻逮捕煽动百姓的一小撮人。
借着每个百姓都关心税收的风口，九旅临时组建农村工作组，奔赴各个村大队，在村头、在田间地头，向农民宣传税收政策。
若说解放前的华夏农民，大多对政治不感兴趣，更没有参加政治活动的热情，那缅北百姓就更为冷漠。
他们不关心政治，乃至统治者是谁。
根据地展开农村厕所、自来水、卫生三大运动，和土改后的集体兴修水利，才将老百姓调动起来，让他们主动发声，去维护自身利益。
但人的改造，不是一阵风式的运动就能转变其思想的，社会变革是一个长期工程，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借着征税让每个人勇敢发声的风潮，工作组深入基层，让农民有充分的发声机会。
到这时，农业税不再是工作的全部，改变人的观念，启蒙人民参政意愿，和调查民情，这些也纳入工作调查组的任务范围。
调查组走访后，发现农民对农业税的态度差别很大。
新村百姓，刚搬到平原，分到好地，对九旅非常感恩，看法很统一，听“政府”的，该交多少税就交多少。
老村态度就很分裂，分成三部分，不想交税的激进派，对如何征税有顾虑的中立派，和沉默的大多数。
不交税的都是失利派，他们本就满腔怨愤，自然不想交公粮。
中间派则大多是新兴的富农，他们头脑机灵，靠着种菜、卖菜发了财，收入水平仅此于经商的村民。
他们不种粮食，对怎么交税，该交多少，有些犯难，怕九旅一刀切。
了解这一情况后，税务局很快出台细则，通过工作组向大家宣讲，就连菜市场、街口也有宣讲队，做到让每个村民2天内知晓细则。
根据地对农田分两种，基础农田和新开垦荒地。
基础农田不分肥瘦，统一按亩产250斤水稻的标准征收。新垦地，两年内免征农税，第三年按基础农田开征。
无论种植何等农作物，都按照亩产250斤水稻标准征收，且只收稻谷、杂粮，不收现金或者抵押物。
交纳杂粮时，和水稻比例暂定为，干玉米1.5倍，番薯2倍，土豆3倍。
同时，对滥垦荒地的问题，税则作了补充说明，开垦荒地低于每口人2亩的，不征税，超过标准的，按照农田标准征收。
新出台的农业税条例，让大部分百姓拍手叫好，大家疑虑少了大半。
根据地水稻产量比不上滇南，但亩产都有300斤以上，好的农家亩产高达380斤。
一家五口，稻田大约为15亩，今年夏收收成不错，平均亩产少说也有300斤。
按照20%税率交粮，只需交50斤每亩，五口之家总共交粮750斤，实际税率才17%。
实际上，会种田的人家，亩产更高，税收更低。
会算计的百姓，很快就明白实际税率。
就算不懂，有老师教导的农家学子，回到家后，给爸妈一算，大家也知道实际交公粮数。
这还不是实际税率，交杂粮还可以更省。
玉米亩产是稻谷2倍以上，番薯4倍多，土豆将近5倍。
若是用高产杂粮交税，税率又降了一半，实际税率也就一成左右。
人口多土地多的大家庭，总税率也不会超过2成。
细则公布后，农民不再跟着一部分闹腾，专心打理农田，争取多收成点，交粮后自家多一点粮食可卖。
交税自古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山官时代，山民的地都不是自己的，种地一年到头，都吃不上一顿饱饭。
头人时代，军阀来了，到处打仗，军队来了就得交税，农民被头人和军阀双重盘剥。
在缅北，当兵纳粮是天经地义的事，没几个老伯真认为不用交税。
根据地建立后，大家日子肉眼可见的好了，努力干活就能吃饱饭，甚至隔三岔五吃到肉。
这是短短一年时间的变化，每个人都深有感受。
这一切的功劳都是九旅带来的，是张扬首长给的，大家才不信那帮坏人的话。
税收细则出来了，大家心态平静下来，就更不愿听坏话了。
农民很快又被医生下乡这个大好消息吸引，更没有人听异见者的喋喋不休。
治病，可比交税重要多了！
以往，缅北百姓无医也无药，生了小病就自己找草药，按土方治病，小病拖成大病，也就找大村寨的巫
医、神婆治病。
巫婆治病，就是两大手段跳大神和鸦片水。
病人能否痊愈，就看老天爷了，死了就是天收，不死就是巫婆的功劳。
为了感激巫婆大恩，山民会贱卖家畜，向巫婆供奉，感恩之余，也以免被诅咒。
若是病人被天收，就是人财两失，甚至可能一夜赤贫，沦为无地佃农。
农村改革过程中，头人、神婆失去权威，僧侣也缩回寺庙，农民身上的枷锁被松开，民智也稍开。
大家不再相信鸦片治人，神婆救命的鬼话，更愿意听医生的话。
可医生只在木姐和南坎，根据地虽小，但不是每个村民都能及时就医的。
医疗下乡，正中农民需求的疼点。
这个特大喜讯被百姓奔走相告，大家殷切地期待医生早点来。
村头榕树下，全村百姓围着两名贵客，热切地讨论着，但也在民兵监督下守规矩地排队。
黄元示意老伯伸出发黄嘴巴，“你这是腹泻，昨天喝生水了？”
老伯大大咧咧道：“天气又热有下大雨，烧水太麻烦，我都是喝井水的。”
黄元大声说：“大家可不能再喝生水了!”
“昨天，姐兰村的阿科打摆子，人没送到医院就没了，就是喝生水、上厕所不洗手等不卫生习惯，让他患了疟疾。”
村民倒吸一口凉气，脖子都往回缩了缩。
“我知道他，人高马大的，没想到就这么没了！”
“是啊，他家两个孩子可怎么办？”
黄元借此机会宣传：“病从口入，大家一定要喝凉开水，上厕所尽量不用手，少吃生食。”
缅北雨季雨水多，野外到处是绿色，但干柴火却很难找到。
气温动不动就35°以上，湿热环境下，找柴火更消耗体力和水分。
山民很穷，一般家庭连铁锅都没有，很多家庭碗筷都没有，吃饭时垫一块芭蕉叶，用右手抓来吃。
生活如此困苦，没铁锅也没水杯，这样的经济和自然环境下，山民都没有喝开水的习惯。
根据地钢铁基地建立起来后，才彻底改变这个环境。
铁锅、铁壶、水壶等小家具廉价出售，百姓卖掉一袋粮食，或者打三天工，就能置办一套厨房用具。
柴刀、锯子等工具的普及，加上经济条件的改善，山民才具备喝开水的条件。
没有工业基础，就算给百姓分田，他们依旧无法大幅提高生活水平。
“要喝开水，喝热水吃药更有成效！”
老伯刚拿到药，就和医生借了一杯水吃下药片。
围观的村民赞同地点头，更坚定决心要改掉喝冷水的习惯。
黄元笑眯眯的点头，“老伯，这片驱虫药也吃了，清空肚子里的蛔虫。”
老伯拿了药片，有些忐忑的问：“医生，要多少钱？”
“诊费1块钱，或者5斤大米，又或者300块缅元都可以。”
黄元又道：“我给你开了三副药，今晚吃一副，明天分早晚两次吃。药费是2块钱。”
一听药钱，大伯笑开花，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地翻开层叠的布片，点出3块钱交给医生。
黄元收下钱，“下一个！”
一个妇人抱着小孩上来，“医生，我家小孩晚上一直哭闹，你给他看看。”
黄元让小孩坐桌子上，问了小孩几个问题。
问完，黄元就笑了，“你把他裤裆打开！”
围观的村民哄堂大笑，又到喜闻乐见的斗小鸡环节。
开裤裆后，小鸡肿肿的。
黄医生笑问：“昨天是不是玩火了？”
小屁孩点头，昨天点篝火时，他和小伙伴对着火炭浇童子尿。
大家听言大笑，“对火撒尿，鸡儿邦邦肿！”
“问题不大，过两天就消肿了！吃点驱虫药，以后就调皮了！”
送走小孩后，基本每个村民都过来问诊，因为不开药就不用给诊费，大家打着占便宜的主意问病。
没病最好，有病刚好有医生在，不用跑镇上。
黄元下乡路线是瑞丽江北岸。
瑞丽江北岸，有一个狭长地带是缅甸国土，现在是九旅控制区，一共有6个村子，百姓最为开化，和瑞丽百姓没啥区别。
随着医生下乡的深入，旅部医院也拿到一手的病例汇总。
雨季时，根据地农村的主要疾病是疟疾，流感，发烧，食物中毒，传染病，腹泻和尿道感染。
当然医生主要检查的，也是这类轻致病，至于肝病、癌症之类的大病，还不是旅部医院能检查和治疗的。
“我看这些疾病，大都是不良习惯和生活环境带来的。”
任国成的总结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村寨水坑水塘多，蚊虫肆意生长，加上山民住竹楼时，喜欢一层设为猪栏、牛栏，二层住人。
人畜杂居，人粪不分，更加剧了蚊虫的危害性。
患上疟疾为主的冷热病，也是必然的。
缅北习俗受下缅甸影响，也喜欢用左手擦屁股，所以缅族人将左手视为不洁，拒绝握左手。
这个习俗也不是每个民族都普适，克钦族、德昂族受华夏影响大，一般用树枝、树叶解决大号。
不管左手还是树叶的习惯，和形成不喝开水习俗的原因差不多，是特殊环境下的产物。
有干净、洁白、廉价的厕纸可用，谁愿意用手碰臭臭，有或者用刺挠的树叶？
这个不好的风气，说到底依旧是经济问题，根源是穷病。
张扬拿到医院和工作组上交的，关于改善农村卫生和移风易俗的联合报告。
报告提议：
进一步推进农村卫生运动，养成喝开水吃熟食的良好习惯。
推行人畜分离政策，兴建家庭厕所，封闭露天粪坑。
开建村寨水渠，污水与活水分流，填平死水坑。
宣传先进卫生与医疗知识，构建村医制度。
最后还提议：兴建造纸厂，提供厕纸和卫生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看完报告后，张扬写上同意二字，但划掉最后的建议。
“建纸厂，可不简单，是一条不小的工业产业链。”
没有厕纸又不是没法活，纸卖贵了，老百姓还不爱用呢！
上世纪90年代，前世张扬老家仍然使用旱厕，坑口旁有一排竹片，直到新世纪以后，才有厕纸。
相比厕纸，有太多比它重要的民生大事亟待解决。
社会改革不能好高求远，很多坏风俗、坏习惯是迫不得已的，经济条件改善后，有些问题自然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