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上这份电文，是被告致何应钦、黄绍竑、黄郛等人的亲笔指令，希望他们从速答应日方要求，迅速结束北方冲突，什么意思呢？就是默认“918”之后，日军占领东北及热河的广大的地区。”
“原文如下：何部长、黄参谋长（黄绍竑）。密。并转黄委员长（黄郛）。对倭交涉务请以避免文字协定为主，而以口头信义、君子约束之意告前途以试其意态。其间当有波折，然以沉着应之。先令彼确知吾人之决心，后乃可明其对定也。非至最后不得已时，万勿轻易售敌以文字也。以其攻平与否之政策既定，不关文字之有无。如果其决心攻平，则不待今日亦不欲有吾人之文字；若其为文字之有无而转移其既定之政策，绝不为也。察事严重，可否请季宽兄（黄绍竑）或膺白兄（黄郛）派员前往，切劝勿使其对外出丑，略持党国之体面。倘其有所要求，在可能范围内亦可与协商。何如？中正。沁午机印。”
可惜“最后不得已时”来的出人意料的快，5月31日，《塘沽停战协定》仍然由冈村宁次和熊斌签字，“售敌以文字”。
冈村宁次说道：“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元帅，于昭和八年【1933年】5月25日，在密云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所提出的正式停战提议。
依此，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元帅，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的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缔结左列之协定：
一、华夏军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行—切挑战扰乱之举动。
二、 日本军为确悉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或其他方法施行视察，华夏方面应行保护，并予以便利。
三、 日本军确认华夏军业已撤至第一项规定之线时，即不再越该线继行追击，且自动撤归还至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由华夏警察机关任之。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军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签字后发生效力。
昭和八年、中华民国廿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冈村宁次的记性很好，几乎记得一字不差，而史良也出示了何应钦发给果府的电文，证实了这一协定的真实性。
史良说道：“果府与日本关东军达成所谓的停战协议的同时，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人不顾劝阻，“不持党国之体面”，继续抵抗收复察北，7月12日解放多伦，终致“对外出丑”。14日，柴山兼四郎向何应钦、黄郛提出抗议，何、黄立即向被告报告。被告阅毕，大怒批示：对日可说明，因此种匪类成性，中央不能负责，任其处置。批示全文如下：”
“覆：【按：删去“希即力谋日方之谅解”】我于必要时对察或用武力解决。倘冯、方东窜热边，【按：删去“立即将其缴械遣散”】对日可说明，因此种匪类成性，中央不能负责，任其处置。【按：删去“力谋力日方之谅解可也】希即依此进行可也。”
至此，果府联倭围剿之势已成。
冈村宁次的证辞，让任何反驳都变成了强词夺理，而一份份原始的电文，又将他的证辞变成了铁证，果府竟然与日军勾结围剿抗日部队，让在座的所有观众都不敢相信，蒋某人的下限被一次一次突破，史良拿出何应钦与日军一起围剿方、吉部队胜利的报捷电，狠狠地打了蒋某人的脸。
“南昌蒋委员长、南京汪院长，军事委员会文密号午，方振武率兵二千余自水裕口窜入怀柔，洋晚，吉鸿昌部约四千人即行跟进，遂决定布置如下，商万各军各以一部警戒通县、顺义、高丽营、昌平之线，各以其主力集结于后方相当地方，必要时刻沿通县、孙河镇、汤山、昌平之线阻止敌人南窜，并令第25师为总预备队，位置于北苑......并拟透敌南进以捕灭之，于宥日【26日】方部受日军压迫进至高丽营附近，与万军周师之一部发生激战。其大部集结于东西幸城、麻峪一带，又被日飞机五架投弹廿余枚，伤甚重，我军正拟将高丽营守军撤退，而敌已分向扶峪林胜口逃退，余已令擅自新师相机堵连，详情读报外谨闻，何应钦，艳令战印。”
捷报传来，蒋公狂喜，便发出了之前我们展示过的亲笔电文，“乘机痛剿，惩一警百”，至此，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坚持了5个月之后终告失败，冯玉祥通电下野，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领导人被通缉，直至杀害。
而日本，则通过《塘沽停战协定》和《何梅协定》，进一步侵入我华北之境，为四年后的“77事变”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对此结果冈村宁次说道：“关东军之行为，一直受到军部指责，假如华夏军有坚决抵抗之心，不要说华北，东北都难以巩固，华夏军的“不抵抗”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作兵棋推演的时候，无论如何也算不出，以关东军当时的兵力，能够占领东北的结果，而正是这种出人意料的结果，助长了关东军的野心，果府在华北的处处退让，让我们看到了蒋政权的软弱，这样一个软弱的政府，我们不打都对不起自己，在讨论的时候大家都不明白，他究竟是为了什么？”
冈村宁次是个“华夏通”，从陆大毕业后，有足足七年的军旅生涯都在华夏，他对华夏的社会、政府、地理环境了解颇深，对蒋也做过很长时间的研究，连他都没有看明白，蒋的本质。
史良做最后总结。
“本案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蒋某人内残外忍的反动本质，他不光做了英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为他们残酷镇压共产党组织，也向日本，这个日后华夏最大的敌人卖身投靠，1933年4月，热河——长城抗战正如火如荼之际，4月4日，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进犯海阳，何柱国部展开海阳保卫战。同一天，蒋公出发赴前线督师。你以为蒋公是前往平津给抗日前线国军打气吗？可惜如同九一八一样，蒋公是坐船赶赴江西“督剿”。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全国抗战热情实在太过高昂，连蒋公派到江西剿匪前线的部队也大都“南辕北辙”，无心剿匪，一心北上抗日。蒋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忙坐船前往剿匪前线坐镇，以求稳定军心，让他们专心剿匪。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两天之后，蒋公苦心积虑给国军各将领下达手令，提出了著名的“侈言抗日，立斩无赦”。原令如下：”
“告各将领。本总司令以新淦失陷，匪势猖獗，特于昨夜驰抵南昌督剿，特为我各将领剀切痛告之：
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亡明覆辙，殷鉴不远。今举国之人忘却心腹大患之内匪，而侈言抵御外侮，既觉其先后缓急之倒置，乃复闻我在赣直接负剿匪责任之各将领，亦多以内匪难剿，意在御侮，以博一时之虚荣，此种心猿意马，南辕北辙之心理，未有不归于灭亡，岂仅暴露我革命军人无决心、无勇气之弱点而已。徒使匪寇枭张，坐失时机，必致一事无成，束手待毙，可不痛乎！
本总司令来赣督剿，实示以有我无匪之决心，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偷生怕死者视之，非特我革命军中所不齿，直视为亡国奴之不若，是其死有余辜，本总司令决不稍加姑息，使我已死将士留有遗恨。故本总司令此来非仅为党国清匪乱，且为我阵亡将士湔私恨，而尤与我未亡各将士，共雪此革命军未有之奇耻也。
今再举我中路军言之，实以上下骄矜，不知戒惧，故乃以数倍之众，竟受丑类奸计所算，遭此挫折，然实非决战而败也，何自气馁至此。若视昔日过去以少胜众之战功，果为何如耶！试以安心静虑计之，则知今昔匪我之兵力，其果有增减几何耶？兹姑不论其他，仅举中路军而言，未战部队第五、第六、第九、第十、第十四、第四十三、第七十九、第九十各师共八师之众，而况其余各部，如十一师等尚能于最短期内，恢复其战斗力，则今日剿匪兵力与去年相较，实有增而无减。奈何竟自馁其气，畏匪如狼，以丧失我革命军人之精神也。
总之，战争之事，全在专—，所谓成于一，而败于二三也。若稍一分心，则覆亡随之。此今日各将领南辕北辙之心理自败之，非赤匪之果胜于我也。须知赣匪不清，国亡无日，吾人生且无立足之地，尚何有厚颜以谈北上抗日耶！本总司令此来决与我赣中诸将士共生死，同荣辱，殄灭赤氛，以安党国。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希各懔遵。
此令。蒋中正。四月六日。”
在场的所有人听完，无不是义愤填膺，冈村宁次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到了今天，不得不说，蒋先生的眼光还是很准的。”
第一千一百二十二章 抗日有罪（四）
民国20年5月31日（1931年），辽宁迫击炮厂在张学良的支持下，从美国引进技术，制成我国国产第一辆汽车--民生牌75型2.5吨载货汽车，该车载重量1.82吨，采用六缸水冷汽油发动机，65马力，前后轮距4.7米，最高车速为每小时40公里。在全车666种零件中，有464种是自制的，202种是进口的（主要是发动机、电器件、精密齿轮、轴承等核心部件）。
首辆民生牌汽车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
3个多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沈阳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该厂被日军侵占，即将完成的首批40辆汽车及零部件被日军全部拖走，刚刚萌芽的华夏民族汽车制造工业就这样被扼杀了。
一年后，苏联第一辆嘎斯卡车下线。
四年后，日本丰田才造出第一辆卡车。
六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量日制、美制卡车成为侵华的急先锋，把侵略者送往华夏各个战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奉天兵工厂被日军占领。该厂前身是1899年创办的奉天机器局，1922年4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大败张作霖的奉军，退回关外的张作霖认为是奉军武器性能不佳才导致失败，于是将该厂扩建为东三省兵工厂，由丹麦文德公司承建铸枪、炮弹、大炮等三厂，聘请德国、日本技工进厂指导。到19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