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人称羡的“上等人”，所以他们的文字充满了对革命的不屑，对强权的妥协，认为穷人是天生，就该被欺压到死，什么觉醒什么革命，都是破坏社会秩序，影响他们过好日子的行为，最好是在共产党的政权下，舞照跳马照跑，管他什么国家建设，管他什么世界革命，什么华美战争，我只要活得优雅就好了，千万不要来打扰我，干涉我的“自由”。”
“这位吴领导，我想请问，个人生活得好一点不应该吗？古人有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们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也没有那么大的志向，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哪朝哪代都是允许的，唯独共产党不许，这是什么道理？”
“我没说不许你过小日子，那你就不能怪人家说你“落后”，不合时宜了啊，哪有什么好事都占了，别的不说，你会自己种地吗？你不还要买农民种的粮食，人家因为你看不起他们不卖给你，是不是人家的自由？你会不会找共产党给你作主呢？”
吴明远对付他们游刃有余，各种例子更是信手拈来，政治人物没有这点头脑，怎么坐得到封疆大吏的位子上。
“你们最崇尚的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人不能超脱社会而活着，那样就成了野兽，你们是想要野兽般的“优雅”生活吗？”
主席眼中一亮，吴明远没有和他们讨论思想正确与否，只说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共产党的治下，你不想守共产党的规矩，又要占社会主义的便宜，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
吃人家的饭骂人家的娘，佛也会发火的好不好。
主席转过头对胡服说道：“我们的吴明远同志，火力还没有全开唷。”
胡服点点头：“这个同志的角度很叼钻啊，很有扬长避短的天份，他们这一代人受的教育，相当驳杂呀。”
“不要那么苛刻嘛，思想上是正确的，方式方法都可以商榷嘛，就怕思想上歪了，再大的本事，也只能是破坏而非建设呀。”
陆定一摸到他们边上，小声请示：“发言差不多了，是不是请主席讲一讲？”
胡服也同意：“开了好几天会，情况摸得够清楚了，尽快把问题解决吧，多少事情等着我们决定呢。”
“如果你们都是这个意见，那好吧。”
主席把抽了三分之二的烟掐灭在烟缸里，陆定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向大会宣布。
“自由发言时间结束，下面请主席致辞。”
主席熟门熟路地打开麦克风，扫了一眼下面的席位，不慌不忙地开口。
“各位同志、来宾，你们能来到延安，参加这个座谈会，我们很高兴呐，这说明你们并不像自己所讲的，对共产党的政策漠不关心，相反，你们很在意，共产党掌权了，会给我们的生活、工作、文艺创作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他会不会听我们的意见，会不会只是走个过场，表面一套，背地里又一套呢？你们有疑问，有想法，我都听到了，这很好啊，有意见不要紧，提出来，大家商量，看怎么解决他，这才是开会的意义嘛。”
主席重新点上一根烟，悠然说道：“这几天，我听了大家的争论，很开眼界呀，不管是拥护我们党的，还是有所怀疑的，都讲得头头是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有人要自由，有人说我们专制，我想起20多年前，在北京发生的一场运动，现在叫北平了，什么运动呢？新文化运动，有这么一批人，有鉴于国家的落后，把它归绺于文化的落后、思想的落后，他们想了个办法，用新文化来代替旧文化，彻底地改造国人的思想，使之向先进国家看齐，什么样的文化是新文化呢，就是下面诸位用于创作的白话文、现代诗歌、还有西洋画派和西洋音乐，总之就是像西方学习，甚至可以讲，全盘西化，我们国家从此就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了，结果怎么样？国家变好了吗？并没有，但这个运动是有他的积极意义的，在吸收西方各种思想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来到了华夏，我认为，这就是“新文化运动”最大的成果，它让我们找到了一条真正的强国之路，诞生了我们的党，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我们的党不是一步登天成为执政党的，它也经过了很多的挫折、牺牲，我们共产党人一直在思考，华夏该往何处去？什么样的文化才能适应党的领导，文艺工作指导方针究竟是什么？经过这个座谈会，我有了一些想法，我们党呀，是一个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政党，它的基础是工人、农民这样的社会最基层的人，是为全体穷苦人谋福利的政党，那么我们文艺工作者呢？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写出来的会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很值得打个问号啊。”
主席提出了这次大会的主题思想：“这是个大问题，即文艺工作为谁服务的问题，提到这个问题，我想说一件事情，在蒙古地区，活跃着一支艺术队伍，他们只有7-8个人，两架马车和少量的乐器，演出的也是很普通的歌舞节目，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到每一个草原上的部落，现在叫生产队了，去为他们表演节目，不收钱的，蒙古草原很大，牧民们也是居无定所，有时候，走一天的路都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你们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要常年累月地去做一件没有利益的事情呢？因为，每一个群众对于文化都是有需求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能只呆在大城市，为达官贵人、老爷小姐们表演，也要充分地考虑到普通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啊，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那些长年看不到表演的山沟沟里去，到那些驻扎在祖国边防的哨所里去，给我们的工人、农民和战士带去优质的文化节目，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才是社会主义文艺战线的最重要的任务呀。”
台下鸦雀无声，过了一分钟，掌声慢慢响起来，一直持续了很久、很久......
第一千零七十章 八一电影制片厂
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新华夏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即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要为工人、农民、学生、军人等普通人民群众服务，要把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送到乡村、工厂、部队，送到田间地头、车间班组、边防哨所，让人民群众看得起，看得好。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要求，意味着，文艺作品将从“阳春白雪”变成“下里巴人”，创作要贴近生活，才会受到群众的喜受，而这恰恰是文化人最不屑于去做的，他们未必敢反党，但从内心里，肯定会有所抵触，咱们当然不能像果府一样抓来杀了，怎么办？
只能进行改造了，当然，你要真不愿意做也由得，只是没有收入，生活不下去，那就不要怪共产党不给活路了。
甭管愿不愿意，共产党都把话说在了明处，而且肯定是说到做到。
会议过后，中宣部与国务院下属的文化部联合在全国宣传讲话精神，军委总政治部也向全军下达了文宣工作要做到基层的指示，部队要起到带头作用，创作一批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掀起文化下乡的新高潮。
早在红军时期，部队就极为重视文宣工作，从早期的红军宣传队到抗战时期的“八一剧社”，再到解放战争时的部队文工团，都担负着鼓舞士气、宣传政策、促进军民和谐的作用，与主席所提倡的文艺工作要“为人民服务”精神相契合，以前以各形式的表演为主，都是当地老百姓喜欢的歌曲、杂剧、文明戏、宣传画等等，现在建国了，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节目内容和表演方式都要创新，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电影是一个很好的形式，群众喜欢，受众面广，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搞水利建设，电力会越来越普及，到时候，人民群众一定会有更高的文化需求，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工作，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满足社会需求，群众的满意就是我们的成绩，为此，总政治部党委经过研究并报军委决定，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电影工厂，从全军各部门抽调精干的文艺尖子，组成电影厂的基本组织架构，剩下的工作就要由你们自己尽快干起来。”
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恒和副主任肖华都是从山东军区调来的，罗荣恒身体不好，被中央强制要求住院休养，由肖华主持日常工作，总政的成立，标志着我党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又有了更高的标准，年仅25岁的肖华可算是最年轻的部委领导，无论是精力还是身体都处于黄金时期，是初创时期开展工作的最佳人选。
为此，他们找来了一些思想倾向于我党，以左联为代表的电影人，充实到建厂的队伍中，31岁的司徒慧敏就是其中之一，他不是进步人士，而是我党的党员，早在1927年入党并参加了广州起义的革命战士，后来东渡日本学习电影技术，回国后一直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团结进步人士，建立起“左联”这样的进步团体，此次又应邀来到延安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现在被上级点名参与电影厂的筹备工作，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听到肖华的话，备受鼓舞。
“太好了，上海市也在筹建新的上海电影厂，我们有4万万五千万人口，电影事业一定会蓬勃发展，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不负所望，建好自己的部队电影厂。”
肖华向他介绍：“中央派来支持你们的同志，他们会提供技术和物资上的帮助。”
司徒慧敏赶紧与对方一一握手：“感谢中央的关怀。”
“司徒组长，认识一下，我是严峻，在新华社工作，这位是海电制作部主任聂明辉，摄影专家。”
“幸会，严同志，聂主任，你们好。”
司徒慧敏以为聂明辉是海军电影制片厂的主任，没有多问，其实人家是海南电视台的，当然肖华也不会过多地解释，没有必要。
实际上，聂明辉的团队已经在延安呆了一年多，拍摄了政协会议、开国大典以及这次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等大量历史纪录片，虽然电视和电影并不是一回事，不过拍摄手法、脚本、取景等一系列工作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何况，比起这个年代的胶片机，他们所拥有的数码设备，先进程度不可同日而语，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也即将一步到位，在他们的指导下，从理念到技术都会有相当大的改变。
就这样，在各方的努力下，新华夏第一个专业的电影制片厂成立了，不出所料，依然使用了后世耳熟能详的那个名称。
八一电影制片厂
就连片头也是原汁原味，与新华夏其他单位一样，没有什么时间给他们慢慢筹备，在肖华宣布完总政治部的决定之后，马上向他们下达了任务，拍摄新华夏第一部彩色宽幕电影。
《开国大典》
剧本由左联的几位进步作家联合打造，将集中展示从日军覆没到新华夏建立这一段时间的历史进程，拍摄手法上有很多新的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