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在即，“肃清反革命”的行动早在军管会接管果府各个城镇乡村时就展开了，一批批敌特份子落网，其中也有一些特殊的人，他们不是特务，也没有潜伏，甚至被算在“起义人员”里头，对于这样的人，刘明辉也不敢擅自行事，把报告打到了陈锡联那里，陈锡联又上报给西南军政委员会，刘、邓依然无法做主，直接上报给中央。
这个特殊的人叫：何键
为此，中央的几名政治局委员集体讨论处理意见，候补政治局委员吴明远也参加了讨论。
“他是上了起义官员名单的，如果此时逮捕，会不会引起非议，说我们共产党言而无信？”
洛甫有些疑虑，老总摇摇头：“这个鬼冤家，当年杀害了多少我们的同志，要是这种人都可以进政协，真是想不通啊。”
陈云斟酌道：“西南军委把事情报上来，说明此人民怨极大，要考虑群众影响吧。”
吴明远没有贸然开口，一直在仔细研读那份《重庆起义宣言》，领衔者是张群，何键当时是果府抚恤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基本上相当于一个闲职，他在那份长长的名单中处于一个并不显眼的位置，多半是被拉进去的吧的，吴明远心里有了判断，继续听领导们讨论。
“现在延安正在召开政协会议，各方人士云集，李宗仁、程潜这些人就明里暗里为他说过话，希望我们不要追究前事。”
“哼，他们是怕我们追究他们自己吧。”
“这恰恰说明，此人的行径罪大恶极，已经到了不得不法办的地步。”
都说老总厚道，脾气很好，吴明远已经是第二次见到他如此情绪外露了，何在最风光的时候，也是对湘赣边境新生革命根据地压力最大的时候，更何况，在历次围剿苏区的行动中，此人都是个急先锋，可谓最顽固的“反共份子”。
正听着，一直不曾发言的主席捅了他一下：“吴明远同志，你的意见呢？”
“我听中央的。”
主席顿时不高兴了：“你又不是书记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我们要一个旁听的人做什么？”
洛甫马上开口说道：“吴明远同志，有什么意见提出来嘛，我们讨论就是要广泛听取意见，否则要政治局会议做什么？”
“那我说一下。”
吴明远微微一欠身，开口说道：“我很惭愧，刚才的确是把自己当成局外人了，总想着，没有经历过革命的初期阶段，没有经历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不认识我党那么多坚贞不屈的好同志，没有发言的资格，总书记和主席提醒了我，做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敢于发表意见，我检讨，并纠正自己的错误思想。”
主席不满地盯了他一眼，老总拿了一根烟递过去，两人点起烟，继续听吴明远的话。
“我们党是一个坚强的集体，一个有战斗力的集体，这种战斗力表现在什么地方？组织原则，犯了错误，可以批判，可以撤职，甚至开除党籍，但不能毫无理由地滥捕滥杀，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个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物处置，正是这种组织原则的表现，刚才领导们讨论得很好，涉及到了各个方面，外界舆论，民主人士的态度，我党的政策等等，但是我在想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依法治国”的问题，我们不再是一个山头、一片根据地、一块苏区了，我们是这个有着千万平方公里、4万万5千万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做任何的处理，都要有法可依，土改的依据是什么？是33年就颁布的《华夏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法大纲》，镇反的依据是什么？是我党历年来颁布实行的《惩治反革命条例》，革命胜利了，国家建立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就要得到解决，反革命份子、战犯都会在法庭上接受审判，以彰显法律的尊严，现在说回具体问题，我们承诺咎往不究的前提是什么，是他们站到人民的一边，并立下大功，李济深当年在“415清共”中杀害了邓培、肖楚女、熊楚、蔡和森等20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其罪不当诛吗？但是我党不计前嫌，请他来参加政协会议，共商国是，为什么？因为在他的努力下，两广很多地方和平解放，很多军队接受改编，为我们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当然可以咎往不究，相信蔡和森、邓培、肖楚女等同志在天之灵，也会接受这个结果。”
吴明远举起手里的《起义宣言》：“请问，这个何键，他做了什么？”
老总一拍大腿，赞许道：“吴明远同志说得好，其人要有可恕之处，我们才有宽肴的理由才对嘛。”
主席慢里条斯地说道：“总书记他们的意见也很有道理，这个时候，会不会引起民主人士的不满，让他们产生“兔死狐悲”之感呢？”
“那就要把道理讲清楚了，我的建议是公开发表声明，统一解答这一类人的问题，第一，我党依然承诺对过去咎往不究的政策，第二，对于拒不交待，顽抗到底的人，我党也只能断然采取措施，这个国家是有法律的，任何人都要遵守。”
“你把话说清楚点。”
吴明远点点手里的文件：“我仔细看了一下，何键并没有在《起义宣言》上签字，这说明他被拉进人员名单，是不情不愿的，甚至有可能是张群之流为了恶心我们，故意所为，张群本人正在来延安的路上，我建议，请他就此事做出说明，以正视听。”
这个理由一说出来，在座的众人都松了一口气，既然有如此大的疑点，有些事情就可以做了，说到底，程序正义在什么时候都是要讲的，也最能够产生说服力。
会议过后，吴明远陪主席走向居处，快到院子时，又突然转身向山上走去。
“陪我走走。”
吴明远很理解他的心情，在整个会议的过程中，主席都没有说过几句话，因为他无论说什么，都容易不够客观，但不代表他心里没有想法，吴明远一直在等着，直到主席自己开口。
“1936年，一个叫斯诺的美国人到延安采访我们，他问我，“我认为一生当中最黑暗最难过的日子是什么？”，我当时回答他，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吴明远当然知道这段历史，不过听到主席亲口讲述，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主席说当时张国焘带领83000红军南下，自己率领7000红军北上，一、四方面军的分裂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要严重。
当时作出最严重的形势估计，7000红军要到与苏联接近的边疆地方以求生存，因为没有办法了，就7000红军，能搞一个多大的局面？搞不了多大的。
他甚至作出了7000红军被打散，到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准备！
这已经是作了最坏的打算了。
“为了团结他，我们做出了很大的让步，甚至部分放弃了组织原则，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的行为是有错误的，但是为了整个革命事业，我们可以让步，可以妥协，也可以争取一个顽固的人，再来一次依然如此啊，可就是这样，人家还是跑喽，在革命胜利的前夕，跑到了果民党的一边，成为他们攻击我们最好的靶子，一个共产党的创始人，一个我党的高级领导人，主动投降当了叛徒，可悲呀。”
吴明远说道：“西南军政委员会发来消息，他在重庆落网了。”
“我晓得，还是可悲呀。”
“我倒觉得是件好事。”
主席目光炯炯地看着他，吴明远缓缓开口：“要是他不逃，现在依然是我党的高级领导人，政治局委员、红军的总政委、边区的副主席，过几个月站在主席台上，庆祝新华夏的诞生，接受人民的欢呼，检阅解放军，那才是可悲的事情。”
“讲到何键你缄口再三，说到张国焘，你主动开口，意见很大呀。”
“因为他是个叛徒。”
“他的出走，是个错误，这一点我们已经明确了的。”
吴明远正色说道：“我说的不是他从延安出走，而是很早以前，他就已经是个叛徒了，主席，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在鄂豫皖苏区杀害那么多同志吗？”
主席没有解释说那是“路线错误”，因为他知道吴明远肯定有其他理由。
“因为他害怕，他必须要用杀戮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成为根据地说一不二的独裁者，只有这样才感到安全，而在会师之后，他不断地试图攫取最高权力，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更关键的是，他出走不是因为斗争失败，而是害怕被人揭发，因为果共合作了，一些秘密会浮出水面，他所有的疯狂行为，都缘于一个因素，他是个不折不扣，混进革命队伍，破坏我党基础的叛徒。”
吴明远少有地激动，让主席有些吃惊，一直以来，对方都是内敛的，克制的，温和的，而这种激动，甚至来自于个陌生人。
“有证据吗？”
“华北局已经派专人送过来，是北平京师警察厅的审讯记录，他们还找到了当事人，和一些其他的人证，这些证据充分说明，他犯下了多少罪行。”
吴明远的最后一句话，让主席的眉毛一挑，愤怒之色溢于言表。
“就是他出卖了李大钊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