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的江水清晰见底，与灰色的天空一道，茫茫的一片，浩浩荡荡穿过船旅繁忙的商埠，苍茫的暮色自远而近，水上的波纹也辨不清晰了。
来自华东野战军第二师的红军官兵们，列队屹立在江堤上，遥看龟蛇两山，巅峰处是赤帜舒展，芳草鹦鹉洲旁，还停泊着好几艘涂装深色的红海军第一舰队兵舰。
“日暮乡关何处去，烟波江上使人愁。”
华东野第二师师长杨若钧，还有红海军总司令萨镇冰和红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员谢葆璋几人，都正在江堤上迎风肃立。
谢葆璋笑说：“萨老总此去京华，就要被中央任用为海军部部长了。”
驻扎在武汉三镇的红军高级将领，还有本地鄂军几位黎元洪系统的投诚军官，以及来自汉口的几名民族资本家，都齐聚一堂为萨镇冰践行。
武昌上游的汉水穿过山岭，从谷壑里钻出来，气势汹汹地奔腾而来，轰鸣着，叫嚣着，一泻千里，如下山的猛虎，如奔驰的野马，江边的岩石被冲刷得圆滑光洁，白色的浪花一阵接一阵地冲上空中，在一丈多高的地方回落下来，与周边的千丘万壑，山石树木，形成一幅无比壮观的画卷。
一条茫茫大江横空出世，江水滚滚而来，卷起的不止是一道道此起彼伏的雪白巨浪，也是流不尽的代代英雄血。
“红海军舰队……今后就要镜如来负起责任。”
萨镇冰还是在报纸上看新闻，才得知了自己已经被中央发表为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海军部部长。他望着谢葆璋等人，很有些怅然若失，这什么海军部长，也无非是要将他调离舰队一线罢了，眼前这几位老红军看来也是早就知悉这内幕消息了。
鄂军第一师的师长黎本唐，也在为萨镇冰赴京践行的人群当中。他捧起一杯酒，附和说：“萨公入京以后，既是中枢大员，又是开国元勋，两次革命，萨公都举海军起义而扭转乾坤，其功莫大乎！”
黎本唐本名唐克明，辛亥革命前是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营长，他攀附黎元洪，故而改为姓“黎”，取名“本唐”，号称是“入赘黎家”，溜须拍马到了没有任何底线的地步。
所以鄂军将领多数都很瞧不起黎本唐，特别是那些参加过武昌起义的首义元勋，更视黎本唐为一跳梁小丑。
国民党籍的鄂军将领吴醒汉就讥讽道：“此次红军入鄂，黎师长投诚举义的动作就比萨公慢了许多步，但若能及时改为林姓，或许也能入得了中央法眼。”
吴醒汉这句话马上就刺痛了黎本唐，他涨红了脸很想反驳，但看社会党的几位高层领导人都在这里，又实在不敢反骂出口。
最后还是吴醒汉的好友、鄂军参谋长蔡济民，从中调和，化解了两人间针锋相对的气氛。
谢葆璋和杨若钧互相对视，均默默摇头。
鄂军有极光荣的历史，武昌首义足可以名垂千古。但自从黎元洪靠他老辣的官场权谋斗垮鄂军诸将以后，这支开启民国历史的革命军队就不断走向堕落，许多军官只因为是黄陂人，和黎元洪是同乡，就被超级拔擢到了各级带兵官的位置上。
还有一大群靠溜须拍马上位的将领，也把辛亥革命时的那批首义元勋给挤走了。
辛亥年前后的鄂军，号称是南方新军里最精锐的一支部队，战斗力不下于北洋军的老六镇。但经过黎元洪的这一番糟蹋后，鄂军只剩下乌烟瘴气，作战能力大幅度下降，军队里吃空额、喝兵血的情况也十分严重，甚至不少武器还被军官私下卖掉。
长江江水把武汉分割成三个城镇，汉口是武汉最大的商埠，武昌则是武汉三镇的权力中心，汉阳则因为汉阳兵工厂的存在，是武汉的工业中心。
汉阳兵工厂的军火生产能力，比之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还要高，可以说是中国目前独一无二的大军工基地。但在黎元洪的手上，这样一家大兵工厂，居然也被糟蹋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
“请萨司令上船吧。”
萨镇冰恋恋不舍地又望了武汉三镇几眼，但最终还是在谢葆璋和杨若钧的催促下，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兵舰。
谢葆璋看着萨镇冰远去的背影，淡淡道：“武汉三镇在黎元洪把持下，腐朽已极啊……”
杨若钧跟着说：“我军已经接管了汉阳兵工厂，从此开始着手，刷新湖北政治，必能有所成果。”
汉阳兵工厂此时约有职工三百名，工人四千名，兵工厂的劳动强度相当大，工作时间经常达十三小时以上。
早上七点至十二点，下午一点至五点，晚上六点至十点，都是工作时间。
黎元洪统治时期，汉阳兵工厂的厂方还经常以各种借口强迫工人加班，为袁世凯的“戡乱剿匪”效劳。工人为生活所迫，星期天也很少得到休息，加玩也不发工资，有了病不能上班，不仅按天扣发工资，甚至要罚款，经常出现工人工资还不够罚款数目的情况。
时常有工人被逼带病做工，乃至身死，工人每年工作日也超过三百三十天以上。
兵工厂的劳动条件也非常恶劣
，军火生产本来就有极大的危险性。但厂方只顾榨取工人血汗，多生产武器，根本没有制定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的规章，工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哪怕一点的起码保障，工伤死亡事故不断发生，烧伤烫伤更是常事。
厂内虽设有医疗室，但只是做个样子而已。缺医少药不说，所有医药费用均由工人自付。即使因工惨遭身死，也得不到厂方的抚恤，只是通知家属收尸而已。那些因繁重的体力劳动致疾或是丧失劳动能力的，厂方则拒之于门外，除名了事。
工人的工资收入极其微薄。厂里的工人分长工、技工、学徒工三种，还有不少小工 也就是临时工。长工每月工资仅八、九元，个别的技工也只有十几、二十元，学徒工很多是十二、三岁的童工，只有四、五元收入。
小工每天二百三十文左右，约合二角。
当时汉口的米价每石就要五、六元。而那些大头脑、小头脑，也就是厂里监视工人的工头，每月工资可高达百元以上。那些外国技师、顾问等，薪水竟都在七百元以上。
工人工资如此菲薄，还要受到各种盘剥。学徒工、小工要向工头送礼，才能入厂，小工每天的工钱都要由工头抽成，这是兵工厂的惯例规定。工人还经常被诬为违反厂规、厂法，工资动辄被罚被扣。
一九一一年，十三岁的小工杜荣山因迟到五分钟，不仅惨遭工程课课长邝显亲的打骂，还被罚了四天的工钱。
有几千工人的兵工厂没有一所工人食堂，自己带饭，就只有每日吃冷食而已。
工人也无丝毫的政治权利，还经常受到侮辱打骂。解放战争期间，袁世凯又颁布所谓的《暂行新刑律》规定，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余人处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罚金。完全剥夺了工人结社、罢工的权利，厂里还驻有上百号平日里携带武器的护厂卫队，动辄以违反厂规为名殴打工人。
工人上、下工时都由门卫搜身，如搜出烟、火柴等禁物，轻则遭毒打罚款、重则游街开除。如搜出被认为是厂内的物件，则以盗窃论处，要受毒打、被开除等处罚，还要在背上刺上强盗字样，涂上蓝色，极尽侮辱工人之能事。
到解放战争爆发以后，汉阳兵工厂的管理更加趋于严酷，甚至宣布对被认为是贼的工人，要将强盗二字刻在脸上，简直是恢复古代的墨刑。
前清时，曾有一个工人在厂内捡了一文钱，被搜出后竞惨遭杀害。这也就难怪红军接管兵工厂时，第一次组织诉苦大会，就有几十名工人一起谈及此事，不少人都悲愤地流下眼泪说：
“因为一文钱，就杀死一个人，工人极不算人呐！”